珍贵记忆——“咸宁”号长江炮舰

错失的期望

——“咸宁”号长江炮舰

我们民国十七年来，没有造过军舰，这次国民革命军统一全国，刚好海军造 成“咸宁”军舰，今天下水，这是海军建设的开始。“咸宁”军舰虽然甚小，但 是我们希望从兹以来，可以进行更大的建设，制造更大的军舰。我们对于国家要 遵照总理的建国大纲，努力建设，亦须像造舰一样，一步一步进行下去，最终才 能使中国民族振兴起来，达到国际上的自由平等地位。

——民国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于“咸宁”下水仪式

重  兴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海军的主干是以福建籍军官占主导地位的海军第一、第二和练习舰队，俗称为闽系中央海军。然而这种闽系等于中国海军的局面持续未久，即被护法舰队事件打破。在孙中山等的游说下， 中央海军将领程璧光率部分海军舰只南下，与广东地方的军舰结为护法舰队，支 持孙中山在南方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广东海军成为和闽系中央海军视同水火的 敌对力量，首开了中国海军自相对抗的历史。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皖系军阀领袖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随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发动直皖战争，从皖系手中夺取了北京政府控制权。名义上属于北京政府嫡系的闽系中央海军，面对北京政府掌权者的更易，显得地位尴尬，一度因为在支持皖系还是支持直系 问题上发生争执，出现过闽 系海军内部分裂的情形。

直系军阀夺得北京政府控制权后，对此前受皖系北京政府节制的闽系中央海军 心存疑虑，干脆另起炉灶，成立了直系的渤海舰队和长江舰队。置闽系中央海军于次要地位，不仅不受重视，闽系中央海军内部怨声载道。

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后，奉系军阀击败直系，入主北京政府，由于奉系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早年在北京政府海军中供职时深受闽系排挤，本就对闽系存有报复心理，加之第一次直奉大战期间，闽系中央海军曾在直系一方参加战事，炮击过奉系军队，对奉系有着一箭之仇。为防遭到奉系的报复，闽系中央海军不得不选择远离奉系统治地区的做法，同时又必须避开势同寇仇的广东海军，这才万不得已而屈身吴佩孚、孙传芳等落败的直系军阀辖下，在长江以及江浙、福建沿海暂时栖身，充当直系军阀嫡系海军之下的“二等公民”。

1926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誓师北伐。首当其冲的吴佩孚、孙传芳军阀武装接连败北。眼见国内局势剧变，革命成为人心所向，原本就对置于直系军阀指挥下而心有不甘的闽系海军开始动摇。此时的闽系海军领袖、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暗通款曲，秘密达成了起义投诚协议。经杨树庄授意，1926年11月，驻泊福建的海军第一舰队首先起事，协助北伐军戡平闽省。此后1927年3月14日，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在停泊于吴淞口的“海筹”舰上正式通电全国，宣 布海军第一、第二、练习 3支舰队，和在江浙沪以及福建等地的海军机构支持国民革命军。至此，闽系中央海军走出了军阀交争时代的尴尬境地，全部加入北伐军阵营，成了革命的海军。

起义后的闽系中央海军被暂定隶属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辖下，更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海军，原第一、第二和练习舰队的编制保留，海军旗仍然沿用北京政府时代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舰首旗则从 五色国旗改为青天白日图案的国民党党 旗。4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杨树庄为海军总司令，陈季良、陈绍宽分 任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舰队司令，国民革命军练习舰队司令初为李景曦，后 李调任海军总司令公署参谋长，改由陈 训泳接任练习舰队司令，由此形成了国 民革命军海军成立初期一杨三陈的领导格局。

青天白日旗下新生的闽系中央海军，立即配合北伐军在长江流域对军阀 作战，协同陆军攻克南京等重镇，并进攻孙传芳的直系长江舰队，防范奉系东北海军的南下偷袭，屡建功勋。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闽系海 军又在拱卫首都、防御孙传芳军阀部队渡江南侵的龙潭之战中建立功勋，旋又在南京政府进攻唐生智武汉叛军的宁汉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显示了对南京政府的效忠，获得了真正的信任。

作为对闽系海军效忠的回报，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以及舰队司令陈季良、陈绍宽、陈训泳，参谋长李景曦等，均被南京国民政府特别任命为军委会委员。在军阀倒台，国家逐渐统一，恢复到和平建设的大好局势下，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立即萌生了加大海军建设力度的念头。1928年2月13日，在谭延闿主持召开的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杨树庄提交了一份名为《整顿海军办法》的提案，由此缓缓开启了被后世称为南京政府海军建设黄金岁月的时代大幕。

杨树庄，字幼京，福建侯官人，少年时被家族过继至在中日甲午丰岛海战中阵亡的叔叔、“济远”舰鱼雷大副杨建洛名下，成为继承海军英烈衣钵的烈士后裔。和很多福建海军家庭的子弟一样，在家族和国家海军的双重关注和支持下，杨树庄也走上了海军职业道路，入读广州黄埔水师学堂第八期驾驶 1903年毕业。 因为属于是甲午海军烈士后代，且杨氏家族与海军将领谢葆璋等都有 亲缘关系，杨树庄本人的为人又谦恭有礼，深受海军耆宿萨镇冰的赏识，其在军中的晋升路途可谓一帆风顺。

1911年辛亥革命时，杨树庄任“湖鹰”号鱼雷艇管带，参加了海军九江举义。民国后，历任“永翔”炮舰舰长、“飞鹰”鱼雷炮舰舰长、“通济”练习舰舰长、“海筹”巡洋舰舰长、练习舰队司令等职。1923年，为给当时在直系军阀统治下经费窘迫的闽系海军开掘饷源，杨树庄组建海军陆战队，并亲自指挥军舰协同陆战队从军阀手中火中取栗，武力攻占了东南重要沿海商埠城市厦门，使闽系海军在陆地上拥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和筹饷城市。因资历深厚，且在军阀混战的乱局中显示了过人的胆识和军事指挥才能，1925年继杜锡珪之后，杨树庄登上了海军总司令的宝座，最终率领着闽系海军归入国民革命的洪流。 作为一位有着特殊家庭背景的职业海军军人，军阀交争时代中国海军建设摧残殆尽的情况，令杨树庄颇为痛心疾首。眼见南京政府成立，国内局势初定，其胸怀的海军梦想便全盘托出。

在给国民政府的提案中，杨树庄首先表达对海军现状的忧心忡忡：“吾国海军于前清之季受挫于中法、中日之战，既已一蹶不振，降至军阀无谋国之心，惟乐利是尚，遂使海军日见蹙弱，国防空虚，隐忧实甚。”继而杨树庄在提案中提出了三项海军建设急务，主要内容为请求建造10艘在长江使用的浅水炮舰；建造在外海使用的3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2艘潜艇、1艘飞机母舰、2艘布雷舰等新舰，以及请求加大海军人才的培养投入力度。为在南京政府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实施这些提案，杨树庄还提出了建设性的筹款建议，即征收海军建设临时附加盐税，每担盐征收1元5角，“每造一舰均须两三年，按月所收盐费分期尚可足用，政府筹款既无困难之感，而海军得以稍事整顿”。

充分显示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海军的支持力度，参加会议的政府委员蒋作宾、李烈钧、蔡元培、何应钦等经过讨论，对杨树庄的提案作出肯定性决议：“指定的款办理，仍妥拟全盘计划呈核。”得到国民政府明确表态支持海军建设后仅仅过了一周，1928年2月21日，杨树庄在前一年的年末早已酝酿就绪的新式长江炮舰的计划，就在刚由南京政府海军接管不久的海军江南造船所内成为现实。新舰铺设龙骨，正式开工建造，成为南京政府成立后中央海军订造的第一艘新军舰。

叶在馥时代

之所以能有如此效率，实际因为早在向国民政府提出海军建设提案之前，杨 树庄在1927年的年末就已经向海军江南造船所下达了设计一型新式长江炮舰的任务，要求其提出方案和报价。

1927年时的江南造船所，正处在其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上升发展期。

虽然中国国内军阀混战、政局动乱，但从欧战爆发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奠定的这一段时间内，因为地处江尾海头的独特地利优势，江南造船所的造船业务却始终呈现着蓬勃发展的势头。1918年，江南造船所为美国政府接连建造了“府”（Mandarin）、“西勒所”（Celestial）、“奥连讨”（Oreintal）、“客赛”（Cathay）等4艘4750吨级运输船。这些船只满载吨位可以逾万吨，开创了江南造船所建造万吨轮的历史。此后，在长江内河水上运输业发展方兴未艾的形势下，江南造船所为国内外船东设计、建造了“隆茂”、“江庆”等一大批长江、川江客船。其中为日本东亚海运设计建造的可以上行川江 “云阳丸”，以排水量突破千吨仍然能行驶川江而闻名一时。1926年，江南造船所又承接到一批共6艘美国川江炮舰的建造订单。

1927年，中国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提出设计新式长江炮舰的要求时，江南造船所内的美国川江炮舰正在紧锣密鼓地建造中。 因为川江水浅，能够在其中行驶的船只必须采取特殊的浅吃水设计，因而这种船只不适宜出海航行。倘若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建造，建成后只能拆散运到中国就地合拢组装，再投入使用。整个过程曲折、费事，容易出现技术问题引起船舶的动力性能衰减，所以很多国家订造在长江、川江上使用的舰船时，便直接选定位于长江口、且有一定设计建造实力的江南造船所就近建造。

江南造船所为美国海军建造的川江炮舰，几乎是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部属于中国内河水域的全部主力。6艘军舰分属于3级，全部采用当时美国在太平洋上所拥有的岛屿的名字命名，分别为“关岛”级的“关岛”（Guam，后更名“威克”，Wake）、“图图伊拉”（Tutuila），“帕奈”级的“帕奈”（Panay）、“瓦胡”（Oahu），“吕宋”级的“吕宋”（Luzon）、“棉兰老”（Mindanao）。这批军舰的排水量在300－500吨之间，选用3英寸口径的火炮作为主炮，设计上均是常见的“头重脚轻”、低干舷的传统川江炮舰的样式。

这批密集到来的订单，恰恰成为江南造船所在为民国南京政府海军建造军舰之前的一次难得的热身和学习。非常重要的是，不仅军舰在中国建造，相应的设计工作也由江南造船所设计室承担，在美方人员的协作下完成。 此前，由英国人摩根主持下的江南造船所设计室绘制舰船图纸时存在颇多缺陷，诸如对舰船建造起到关键作用的型线图，只绘制很少的几段横剖和纵剖曲线，导致型线很难校准，都是依靠在放样时现场临时修改。绘制总布置图时，对舾

装件、舱内设施、机电设备等都干脆略去不画，全部依赖在建造施工时现场定位、解决。

而为美国设计川江炮舰时，在陆致祥率领的美方监造人员的要求和指导下，不仅型线绘制齐全完整，而且各舾装、机电设备也都一一画出，使得江南造船所的舰船设计工作走上正规，也由此存下了一批各设备的标准画法、图案。从美国川江炮舰上获取的军舰设计和建造经验，对之后中国本国军舰的设计建造影响，甚至在后来江南造船所设计的本国军舰的总布置图上，

还能够看到明显是从美国川江炮舰设计图上复制、临摹过来的舾装和机电设备图案。

1927年，江南造船所收归南京政府海军所有，海军任命原马尾造船所所长马德骥兼任江南所所长，主持江南造船所设计室的总工程师也从英国人摩根改为中国人叶在馥。杨树庄向江南造船所提出的设计新式长江炮舰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总工程师叶在馥的肩上。

叶在馥，字乃芬，祖籍福建闽侯，1888年2月12日出生于广东广州城光街祝寿巷一个小官吏家庭。1903年考入黄埔水师学堂驾驶班第九期，是比杨树庄低一届的学弟。1906年毕业后，被派上海军“通济”练习舰实习。1909年载洵、萨镇冰出访欧洲时，曾从海军中挑选优秀学生带往英国留学，叶在馥入选。但因为双目近视，叶在馥没能通过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入学测试，遂被命令改学造船工程，派往曾经为中国海军建造过大量军舰的纽卡斯尔阿姆斯特朗埃尔斯威克船厂（Newcastle  Armstrong  Elswick  Shipyard）实习。“初派至锅炉工厂实习三阅月，次至木工厂三阅月，钳工厂三阅月，绘图室五阅月，最后至放样间。”期间，叶在馥接触到了埃尔斯威克工厂的大量军舰设计图纸，产生浓厚兴趣，“不再要求另调他厂”。

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后，叶在馥在英国的留学计划并未终止，经历了在英国著名造船厂的长期实习，1912年叶在馥进入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就读造船系。1914年转至美国，准备监造袁世凯北京政府意图在美国订造的潜水艇。后因该计划取消，叶在馥被改命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继续进修军舰设计与建造，至1917年秋季毕业归国，旋被海军部派赴江南造船所。美国订造“官府”等运输船期 间，叶在馥即以技术员身份参与其中，依靠在国外所学，立即脱颖而出。针对当时江南造船厂中占主导地位的英国设计人员对中方人员的不屑态度，“对此矛盾他（叶在馥）不表于言语，而是以实干对应，唯有实干才能摧毁轻视中国技术人员的恶劣气势”。1920年时，叶在馥以设计员身份主持设计和监造了“隆茂”号川江客船，一举成功。而后他成为江南造船所工程师，又陆续设计了包括“决川”、“浚蜀”在内的30余艘川江船只，奠定了其在船舶设计领域的地位。起初对中国设计师颇不在意的原江南造船所总工程师英国人摩根被这位中国同行的敬业和钻研精神打动，在离职返英时，一向恃才傲物的摩根亲自将积存多年的书籍、仪器全部赠予叶在馥，成为中国舰船设计史上的一段佳话。

南京政府成立，马德骥出任江南造船所所长时，已经在船舶设计界颇著声誉的叶在馥被任命为设计室主任，开始了中国工程师独立执掌舰船整体设计的时代。为中央海军设计新型长江炮舰，则成为叶在馥独立设计军舰的起始，一个中国舰船设计师自行发挥才能的时代就此来临。回望洋务运动时代福建船政设立前学堂培育军舰设计、建造人员开始，经历逾半个世纪光阴，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舰船总设计师。

新 炮 舰

叶在馥为南京政府海军描绘的新式长江炮舰，是一艘排水量与此前江南造船所为美国海军建造的川江炮舰相近的军舰，不过在设计上独具匠心，颇有新意。江南造船所编号532号的这艘新军舰后来被南京政府海军命名为“咸宁”。

其命名缘由一语双关，既是报答为该舰建造筹资有功的长江中游城市咸宁，同时还有“四方安宁”的语意。在军阀战乱的岁月渐渐过去时，给这艘新军舰以这样的名称，足见当时政府和海军界期盼国家安宁，快快进入和平发展时代的心境。

“咸宁”舰的排水量只有区区418吨，比当时海军装备的“江元”级炮舰还小，但和当时日本海军长江炮舰的设计用意相仿，在外观上却具有类似主力般的排水量比“江元”级炮舰小了100余吨的“咸宁”，舰体的总长和垂线间长却和“江元”级完全一样，分别为54.86米（180英尺）和51.81米（170英尺），舰宽则比“江元”略窄，为7.31米（24英尺）。“咸宁”舰的舱深3.35米（11英尺），军舰舰首吃水1.82米（6英尺），舰尾吃水2.01米（6.6英尺）。舰船的尾部吃水设计得比首吃水深，航行时可以减轻“埋首”的现象，有助于增加高速航行时的适航力。从吃水在2米左右的这一参数情况看，“咸宁”的定位属于是行驶在长江中游以下的长江炮舰，无力在川江自如航行，正是杨树庄向南京政府的提案中建议建造的浅水长江炮舰一类。外观上，双桅杆、双烟囱的“咸宁”看起来威风堂堂，和当时正编在广东海军中的长江炮舰“中山”/“永丰”相似。叶在馥为“咸宁”选用了首楼船型，总体上和当时西方的一些驱逐舰的造型很接近。首楼顶部甲板上，从前至后依次布置锚机、前主炮、人员进出舱口、军官舱和飞桥、驾驶室建筑群，首楼外部舰首左右各有1个锚穴，各挂1座“斯贝克”锚，锚链总长16节。此外舰上还有一座备用的海军锚，平时安放在右舷接近首楼位置的甲板室外壁上。

因为该舰的活动区域设定在长江内，假想敌的力量较弱，“咸宁”舰没有设计装甲司令塔，而是如川江炮舰一般，将飞桥上的驾驶室外壁包裹一层较薄的钢板，并在驾驶室窗户外设计了可以临时关闭的防弹窗板。作战时将窗板关闭，驾驶室中的指挥、操作人员透过窗板上窄条状的观察缝了解外部情形。这种有限的防护措施，主要用以抵御步枪、机枪等小口径火器和炮弹破片的攻击。在驾驶室的顶部，安设有罗经，是舰上的露天指挥台。犹如挑檐一般，坐在首楼顶部甲板末尾的军官舱上方的飞桥，向前一直延过了军官舱正上方的位置。在这部分的飞桥甲板上，叶在馥另设计了一个炮位，与前方的主炮形成了背负式炮群的布局。为了给这个炮位的安装位置做结构加强，在飞桥甲板前缘设计了两根支柱支撑到首楼顶部甲板上。在支撑着飞桥的军官舱外两舷，甲板上各留出一处火炮炮位。

从位于首楼顶部甲板尾部的军官舱两侧的扶梯向后走下，就是军舰的主甲板。主甲板中间部位纵向安排了长长的甲板室群，一直延伸到军舰后部，在留空出的舰尾部分主甲板上，布置后主炮。纵延在“咸宁”舰中部的甲板室，其接近首楼的部分内部是通向锅炉舱的烟道，两座烟囱就矗立在这部分的甲板室上。值得留意的是，“咸宁”前部烟囱前方，紧贴着一根高过烟囱的蒸汽管。蒸汽管头端带有造型夸张的喇叭口状汽笛，是外观上识别“咸宁”的一个有趣的特征。过了烟道部位的甲板室内是为下方主机舱提供通风采光的机舱棚。在烟道和机舱棚部位的甲板室外两舷，各设有两组吊艇架，前方的一组吊艇架各悬挂1艘无动力舢板，后方的吊艇架各悬挂1艘汽油发动机动力的机动艇，载油量分别为80磅和100磅，航速7节（每小时航行用油18磅）。

机舱棚之后，隔着一个用于方便左右舷交通往来的小巷，又出现一座甲板室，内部则是军官舱。中部甲板室和尾部甲板室虽然隔离着一个廊道，但是甲板室顶部的甲板是连贯不断的。在作为尾部军官舱的甲板室上方，顶部甲板上设置了一间舱室，是“咸宁”舰的电报室，装备长、短波电台各一座。长、短波电台的收发报机均为真空管式，配套法国S.I.F.B20C式真空管，长波电台功率1000瓦，通信距离600海里，短波电台功率500瓦。

电报室外朝舰尾方向的甲板室顶部甲板上另部署一门火炮。电报室外朝舰首方向的甲板室顶部甲板则成了“咸宁”的备用指挥场所，露天安排了一具标准罗经和一座双联人力舵轮。为保卫露天指挥场所的安全，在这一区域的外侧两边各留下一处机枪安设位置。

“咸宁”舰的前桅杆紧贴在首楼顶部甲板上的驾驶室末端，桅顶设有无线电天线支架，桅杆前方设有上下两个简易的桅盘。上桅盘用于瞭望，下桅盘内安装1具口径635毫米、照度2062枝烛光的探照灯。和“永丰”舰一样，“咸宁”原本不必安装后桅杆，只是因为张挂无线电天线的需要，才在舰尾无线电室的后方安设了一根很矮的小桅。桅上除张挂无线电天线的支架外，也设有一个简易桅盘， 安装1具口径482毫米、照度966枝烛光的探照灯。

“咸宁”舰的军舰内部，首尾分为上下两层。舰首部分，首楼内从前向后分布锚链舱、水兵舱、军官舱等舱室，首楼下方的甲板主要分布储藏室、弹药舱等。军舰舰尾部分，主甲板下第一层为军官舱，再下一层是高度很矮的舱室，主要用于燃料储存等用途。舰上共可载煤100吨（以常速航行，每小时用煤2吨），载淡水20吨。首尾之间的军舰中部，甲板下只有一层，安装2座英国“桑尼克罗夫特”（Thornycroft）式水管锅炉，以及2座3缸3胀立式蒸汽机，功率2000马力（虚马力为2500），双轴驱动2个4叶铜质螺旋桨，常行航速12节，快行航速16节。

值得注意的是，叶在馥在设计“咸宁”舰时，给该舰配置了一扇面积很大的半平衡舵，舵叶的长度从主轴轴架附近一直延伸过了舰尾。这种造型夸张的舵叶，好处是可以一定程度改善浅水船只的转向等机动能力，对于军舰而言不乏积极意义。 不过大面积的舵叶必须要有大功率舵机匹配驱动，如果在战时舵机被击坏或者出现故障，被迫以人力舵轮来驱动舵叶时，这种大面积舵叶则容易成为累赘之物。叶在馥的设计总体而言可称佳作，完成之后，海军对此没有任何挑剔之处，立即予以认可，旋后投入建造施工，由海军少将李世甲驻江南造船所监造。“依序施工，历时半载船壳完竣”，至1928年盛夏，“咸宁”舰的船体建造顺利竣工完成。

新海军第一舰

1928年8月16日午后，从上海老城厢西门通向黄埔江边高昌庙海军司令部和海军江南造船所的道路上四处悬旗结彩，人潮涌动。沿路张贴着“‘咸宁’下水是海军的新建设”、“巩固海防、恢复海权”等标语。在海军江南造船所厂区内临江的一处船台上，船壳已经完工，油饰一新的“咸宁”舰披挂满旗，静静等待着下水的一刻。“用活木四面支撑，上布万国旗，船首覆以党国旗，及以青白绸带系一玻璃瓶下垂。”

下午2时，专程从首都南京赶来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代表张定潘、军委会代表张群在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鱼雷游击队司令曾以鼎（1927年新设海军鱼雷游击司令处）等陪同下到达会场。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陆军第五师师长熊式辉、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声涛以及上海市各界人士、海军在沪各舰官兵数千人参加仪式。会场内一幅写 有“发展海军是在求中国国际地位平等”的标语格外醒目。

在朗读总理遗训、对孙中山像默哀后，由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致辞主持下水仪式。按照西方海军传统，第五师师长熊式辉的夫人顾竹筠被邀请担任“咸宁”舰的教母，为其施洗。作为下水典礼的一出插曲，出现了令在场海军人士为之心悸的一幕。顾竹钧女士手握悬垂在“咸宁”舰首下的香槟酒瓶敲向舰体后，酒瓶竟然未碎，在第二次敲击时才终于实现了香槟飞溅于舰首的洗礼工作。在西 海军中盛传，舰船下水时出现香槟酒瓶敲击不碎的事情属于凶兆，意味这艘军舰得不到祝福，乃至遭遇冥冥中的诅咒。不过这种略带迷信的说法在当时中国社会并不广为人知，除了在场的部分海军人士皱眉不已外，大多数见证者并没有将这件小插曲视为如何非同小可。

伴随洗礼的同时，江南造船所的工人立刻抽去支撑在舰体两侧的木撑，“咸宁”的舰体顺着下水滑道立即冲向黄浦江，宣告下水问世。“船刚动时，万众欢呼，汽笛礼炮以及置备之爆竹，一齐发声，船上抛下政训部之黄、青、白、红彩纸小标语，飞舞穹空，落英缤纷”。与此同时，一架海军的水上飞机低空飞过，为战友的下水礼增加色彩。

在革命军北伐功成，南京政府统治日趋稳定之际，“咸宁”舰的问世无疑给了当时的国人一个强烈的信号，即国家建设正走向稳步发展，而带有期盼国家安宁之意的“咸宁”也几乎成了民眼中寓意着国家开始和平发展的标志性军舰。下水仪式后第二天，上海出版的《申报》发表社论，表示感慨之“昨日‘咸宁’军舰行下水礼，国中之有识者多注意之。非注意此区区四百余吨之浅水舰‘咸宁’也，亦以‘咸宁’舰者为中华民国十七年来第一次建造之舰，又为中国海军江南造船所所自造，且为在革命军北伐期间费六个月余所造，其舰虽小，而其奋往之精神实非小也。苟能继续此精神以经营海军，则海军即弱，不数年间而必能自卫其海岸者。苟能扩充此精神以建设一切事业，则一切事业不数十年间而必能光荣发达以明显于世界者。故曰，其舰虽小，而所以成此舰之精神非小也！”

成功下水后，“咸宁”舰的各项舾装工作立刻开始。由于当时江南造船所中为美国建造川江炮舰的工程也正进入尾声，加之美国川江炮舰的规模又和“咸宁”相似，借着近水楼台之便，“咸宁”舰上包括系缆桩、导缆钳、门窗孔盖等在内的大量舾装件都使用了和美舰相同的供货，甚至于“咸宁”的动力系统，也和美国川江炮舰所用的型号相同。总计，江南造船所建造船体连同安装动力等系统，共价447067.98元国币。

叶在馥设计“咸宁”舰时，对于该舰的武备配备，在征求了海军方面的意见后，定为前主炮采用4.7英寸口径速射炮，后主炮装备3英寸口径速射炮，驾驶室前飞桥上安设57毫米口径“哈乞开司”机关炮，驾驶室下的首楼顶部甲板两舷也各装1门同型炮，舰尾无线电室后方安装1门“维克斯”乒乓炮。此后除乒乓炮因故未装，改换为机枪外，其余的火炮都按照设计装配。

1928年11月27日，装备整齐的“咸宁”首先在海军江南造船所码头旁引燃锅炉，测试蒸汽机工作情况。12月9日上午10时，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亲自登上“咸宁”，监督从高昌庙江南造船所码头出发，开往闵行进行航试，“校准速率，并验船身有无畸侧之处”，至下午1时返回高昌庙码头，首度航试宣告成功。

此后，12月18、19日，“咸宁”又开赴吴淞口外测试近海航行能力，虽然该舰排水量仅有418吨，但是采用长首楼船型使得“咸宁”仍然具备有限的近海航行力。航试同时，对安装上舰的火炮又进行试炮，均告成功。

1929年元旦，“咸宁”舰遂在上海正式成军入役，编入海军第二舰队，首任舰长曾冠瀛，全舰编制军官15员、士兵77名。

“咸宁”服役未久，中国海军建设遇到一桩重要的发展良性转机。1928年年底，少帅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中国各省在形式上基本统一到了南京治下。此时，当年列强因中国政局分裂而对华实施的军火禁运令已经失去了存在的 前提。经南京政府与列强在华使节团谈判，1929年4月26日，列强正式宣布解除 1919年开始执行的对华武器禁运令和1923年制定的对华海军装备禁运令，套在中国海军脖上的一件大枷锁得以解除。

恰当此时，在日本考察的中国海军代表团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购买军火求。早在“咸宁”服役时，针对该舰的武备多为海军总司令部军械所库存的旧式 火炮的情况，陈绍宽感到并不满意。1929年3月，负责监造新舰的海军司令部监 造官海军少将李世甲被陈绍宽派往日本，以考察日本海军建设为名，借着当时对华武器禁运令有所松动的局势，探讨从日本购买新式火炮的可能性。

李世甲一行抵日后，拜会了日本海军负责军械事务的最高官员、舰政本部部长小林跻造少将，而后在日方安排下参观日本海军军港、基地，以及日本海军大学、海军兵学校等教育机构，八幡制钢所、三井制钢所等军工企业。作为日本有意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前兆，当李世甲提出想要购买日本新式舰炮的愿望后，日方予以积极回应，意在笼络南京政府。日方表示，“如果中国海军需要，日本海军愿意支援，并保证以最新式的炮械让予”。随即李世甲等通过日本三井株式会社订购了“三年”式12厘45倍口径舰炮3门（实际口径120毫米），“三年”式8厘40倍口径高角炮6门（实际口径76毫米），随炮弹药1000余发。 恰当此时，列强对华军火禁运时代宣告终结。

从日本购回的武器运抵上海后 “咸宁”的武备配置很快发生了变化。其中原先安装在舰首的1门4.7英寸口径“阿姆斯特朗”式舰炮被1门“三年”式120毫 米舰炮取代，原先安装“阿姆斯特朗”炮时，炮位上并没有炮罩，而更换成“三年”式后则连带安装了配套的炮罩。从“咸宁”舰前主炮有没有炮罩这个迹象， 就能区分出“咸宁”照片所拍摄的时代。

“三年”式120毫米炮又称“G”型炮，炮身重2.5吨，初速825米/秒，弹重20.413公斤，发射药重5.11公斤，最大仰角33度，最大俯角5度，最大射程15200米，射速7发/分钟。这种火炮当时属于威力较大的中小口径舰炮，在日本海军中主要当作驱逐舰的主炮。“江风”、“枞”、“若竹”、“峰风”、“野风”、“神风”、“睦月”等级驱逐舰均装备这型火炮，日本驻华的长江炮舰主力“安宅”号也以这种火炮为主炮。

在“咸宁”舰的主炮之后，位于驾驶室前方飞桥上的炮位，原先安装的是1门57毫米口径“哈乞开司”机关炮。当从日本购买的新炮运回后，这门57毫米炮立即被改成了1门购自日本的76毫米口径“三年”式高角炮。这种火炮的最大仰角可达75度，最小俯角5度，具有防空能力，总重2.6吨，射速13发/分钟，装备这种火炮使得“咸宁”舰具备了防空火力。

除这两处重要的炮位变更外，其余安装于前部军官舱两舷的2门57毫米“哈乞开司”炮、舰尾的3英寸口径尾炮都予以保留。此外，军舰后部驾驶室顶上的露天指挥台两侧以及无线电室后方各安装的1门“马克沁”式机枪也都一概保留。 以418吨排水量的体格，安装如此众多的火炮，难免会影响到“咸宁”的稳性。不过鉴于该船实际属于在长江内河使用的江船，对稳性的要求不如海船高，如此以稳性方面的损失换取更凶猛的火力，也未尝不是一种务实的措置。

内  战

被赋予了天下安宁这一良好寓意的“咸宁”舰成军未久，去日本寻购新式炮械的李世甲等一行还尚在东瀛考察途中，突如其来的枪炮声就打破了中国大地的安宁，“咸宁”舰就此开始卷入一段连年不断的内乱战火中无法自拔。此时，不免让人想起这艘军舰下水礼上那段不祥的插曲，恍若这艘小小的军舰真的从降生起就蒙受了某种诅咒。

1928年末随着东三省宣布易帜、归附中央，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圆满收局。战争结束，为了撙节政府财政开支，加大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投入力度，1929年1月南京政府在首都召开全国善后编遣会议，讨论如何缩编、裁减当时规模过于庞大的陆军，以削减高额的军费开销。因为各派军政集团在各自缩减军队的比例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且认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有翦除异己、加强自身实力的用意，遂群起反对。

随着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在湖南与南京政府中央争夺势力范围引起的矛盾愈发炽烈，1929年3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编遣会组织讨逆军，蒋介石发布檄文宣布讨伐新桂系，蒋桂战争爆发。刚刚成立未久的南京国民政府卷入了内战烽火，讨逆军以朱培德、刘峙、韩复榘分任三路总指挥，另以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为讨逆军舰队司令，调动第二舰队的长江和川江炮舰开往两湖地区配合陆军对桂系开战。

作为此时海军内最新的一艘长江炮舰，“咸宁”号没有任何悬念地被投入内战，立即被编在讨逆军舰队，于3月29日与“楚有”舰一起由陈绍宽亲率，护卫蒋介石从南京前往两湖讨桂前线督师。4月1日，讨逆军攻占黄州。陈绍宽率舰队直攻汉口刘家庙，配合陆军夺取新桂系在控制的长江中游重镇武汉。“咸宁”舰与同队各舰一起，一路沿长江西进展开攻势，先后参加了在团风掩护陆军登陆的行动，以及4月5日攻克武汉后，沿江追击桂系逃军和占领金口、嘉鱼等地的战事。4月11日，“咸宁”在沙市附近发现遁逃的桂系军队，随即用舰上的机枪扫射，俘获大批桂军。

14日，“咸宁”在陈绍宽率领下，与“江犀”、“江鲲”配合，向桂军的重要防线马家寨一带岸上的阵地发起猛烈炮击，于18日拂晓冲过桂军防御线，“将该处所有地方防御阵垒完全扫除”。激战至4月21日，在南京政府中央军水陆协同的强大攻势下，湖北的桂系军队全面投降。

蒋桂战争在两湖战场的战事就此平息，战斗中因为桂系方面毫无江上实力，“咸宁”等海军军舰沿岸炮击陆军，以及攻击江上没有战力的桂系运输船只，纵横如入无人之境。当时陆军的火炮口径通常最大仅有75毫米左右，且数量极少，使得海军舰只对岸攻击时也颇具威慑力，海军舰只的协同参战成为中央军能够迅速荡平两湖的重要条件之一。当中央军在两湖地区奏捷后，“咸宁”舰作为长江上海军舰只的新锐主力，被派留驻在湖北段长江，驻泊、巡弋，监视局势，扮演起了类似列强长江炮舰一般的角色。

战尘尚未完全洗却，1929年9月，不甘心听从蒋介石命令移防陇海路的讨桂军将领张发奎兴兵反蒋，率所部军队取道南下广西，意图与桂系合兵夺取广东。9月20日，蒋介石以张发奎“未奉命令，擅自调动”为由，下令撤去其陆军第四师师长职务。21日，进一步调动湖南、四川军队堵截张发奎部南下。当天，驻泊湖北的“咸宁”舰又被调动，负责沿江追击拦截张发奎部军队。

就在南京政府中央军忙于布置拦截张发奎部南下的作战时，1930年春，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与桂系军阀合作，发动针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中原大战，一时间中国大地几乎陷入处处刀兵、自相残杀的惨境。6月11日，鉴于国内战局纷乱的形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在上海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其拟定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认为应利用国内局势混乱的有利时机，乘机武装夺取政权，遂命令根据地的各路红军改变战略，出兵攻打长沙、南昌、九江等湘鄂赣地区重要城市，最终会师夺取武汉。

1930年7月3日，湘鄂赣边地区组成的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攻占了湖南重镇岳州，旋后撤出。对此局势大吃一惊的国民政府，立即抽调海军舰只前往湖南扼要防守。27日彭德怀指挥湘鄂赣边根据地赤色武装和红三军团攻占了湖南省城长沙，长江中游全线震动。海军随即调动位于中游的舰只赶往长沙，“咸宁”被调于8月2日下午驶抵长沙城外湘江水域，与先期到达的“勇胜”、“楚观”舰配合，掩护陆军渡江进攻长沙。由于南京政府军队水陆并进，大举向长沙外围集结压迫，红军遂于5日主动退出长沙。“咸宁”于当天掩护陆军从岳麓山一带渡江，收复长沙。

8月23日，退出长沙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与前来支援的红一军团会师，成立朱德任总司令的红一方面军，随即重新向长沙开进。8月30日，红一方面军向长沙发起进攻。驻泊长沙附近湘江江面的“咸宁”舰再度与“勇胜”携手和红军作战，9月1日在长沙城外猴子矶猛烈炮击红军阵地，对红军造成了较大杀伤。9月3日“咸宁”又单枪匹马深入内河，炮击豹子岭红军阵地。鏖战至9月6日，红一方面军因伤亡太大，力攻不克，被迫放弃进攻长沙计划，撤往萍乡、株洲等地。战后，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在致南京政府的报告中特别提及了“咸宁”、“勇胜” 二舰的表现：“血战六昼夜，肉搏数十次，赖有公（秉藩）、罗（霖）两师，‘咸宁’、‘勇胜’两舰，‘湘鄂’号铁甲车队，飞机等协助之力。”

在抵御红军两次进攻长沙的战事中，作战表现突出的“咸宁”舰一度名字和长沙紧密联系在一起，被当时的舆论称为长沙的保护舰。巩固长沙防务后，“咸宁”被仍然部署在长江中游，主要负责汉口至长沙沿线的巡弋。从1930年末起，南京政府开始了对红军根据地的围剿作战，“咸宁”舰又被调参加了围剿行动。1931年，“咸宁”先是在湖北石首调弦口一带配合陆军作战，后调往洪湖、武穴等处进攻红军，曾因协同陆军攻占调弦口有功，获得嘉奖。 1932年7月16日，“咸宁”舰在湖北咸宁一带江面巡弋。上午11时30分驶抵簰洲时，突然发现江对岸有一支数百人的红军部队意图渡江袭击簰洲。“咸宁”舰立即用舰上枪炮实施火力压制，红军因缺乏重火器难以抵御，遂避退不见。

这次战斗行动，成为“咸宁”舰在长江中游卷入内战的尾声。此后随着中游局势日益平静，加之南京政府对红军革命根据地围剿的得手，“咸宁”离开了数年内战的恶魇，重新归回参与国防建设的正途上。

血洒武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海军恢复起了定期大阅的检阅、演习制度，同时伴以临时性的会操、演习，依次增加海军各舰的编队指挥能力，熟习各种作战技能。被称为湖口会操、南京八卦洲会操以及浙江近海会操的操演活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海军进行的最为频繁的训练任务。“咸宁”舰成军入伍后，曾参加过1932年的湖口会操和海军新造舰只南京八卦洲会操。1933年3月，“咸宁”离开长江中游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上海。4月4日，“咸宁”在江南造船所进行维护，修理发生冷水管渗漏的蒸汽机凝水柜，至4月12日修理完竣。

7月18日，“咸宁”开始参加在南京八卦洲江面举行的会操活动。从其中几日间的操演情况中，可以一睹民国南京政府时代海军的训练实际内容。7月24日，上午“咸宁”等各舰操演荡舢板、练习抛投救生圈以及组织官兵盥洗衣物。下午练习各项军械，晚间操演灯光信号。25日，上午各舰洋枪队上岸训练，下午进行实弹操炮以及操演太极拳，晚间操演灯光信号。26日，舰员上午上岸运动，下午练习手枪、步枪、机关枪等武器，并操演太极拳，晚上仍然训练灯光信号。27号上午盥洗衣物，操演救火，下午放假，晚间“咸宁”和“民生”舰操演探照灯，其他各舰则仍然练习灯光信号。28日上午登岸操演信号旗，下午唱军歌，晚间操演灯光信号。29日上午荡舢板、清洗军舰，下午练习船艺，操演太极拳，晚间演习灯光信号。

8月27日，八卦洲会操宣告结束。不同寻常的是，28日清晨，在练习舰队司令陈训泳带领下，“咸宁”舰和“民权”、“民生”等其它7艘军舰驶离南京江面，开往大海，实施出海训练。带有近海航行能力的“咸宁”，摆脱了内战沉闷的空气，奔向了浩瀚的大海。 按照陈训泳的部署，“咸宁”与“民权”、“民生”、“永绥”等4艘江南造船所新造的长江炮舰编为一队，以8节编队航速沿长江下行，“沿途操演守定部位”。8月31日，各舰进入海面，练习实弹射击，至晚间折回吴淞口，宣告操 演成功。

此后数年间，“咸宁”几乎每年都会被调参加会操活动。在此时期，民国海军为所辖军舰加装防空火力，原本已 1门日制76毫米口径高角炮的“咸宁”新获得一门“厄利孔”20毫米口径高射炮，安装在舰尾甲板室上的无线电室后方，替代原有的火炮。以区区数百吨的舰体，而拥有2门高射炮的“咸宁”，成了南京政府长江炮舰中防空火力最强舰之一。忙于操演训练和修整武备的和平岁月未过多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包括“咸宁”在内的中国海军各舰先后投身到了壮烈的抗日战争中。

和“宁海”、“平海”等在长江口一带殉国的战友不同，八一三淞沪大战爆发时，“咸宁”配置在长江中游待命，没有参加在江阴阻塞线一带发生的海空血战，成为1937年末首都南京沦陷之后，幸存的重要舰只之一。

1938年6月30日，为了保卫国民政府大本营所在的武汉，中国海军组织船在江西九江、湖口一带航道应急布设水雷，防范日本军舰窜入。7月1日清晨5时，完成了布雷工作的“咸宁”舰由时任舰长薛家声指挥从九江北港布雷点返航，驶往田家镇，途中在徐家湾灯标附近遇到“长宁”号炮艇，遂结队同行。

上午8时45分，航行途中的“咸宁”、“长宁”上空突然出现7架日本飞机，当即向“咸宁”、“长宁”投弹袭击。虽然慑于“咸宁”凶猛的防空火力加之自身战术不精，日机投弹均未命中。但是“咸宁”舰体材质为软钢，没有额外的装甲防护。日机投下的炸弹在江水中爆炸后，一些飞散的破片轻易击穿了“咸宁”的舰体，计有舰首士兵舱、机舱左舷“均被洞穿空穴无

数”，立即引起猛烈进水。同时水手长住舱、士兵舱等处因中弹燃起大火，“火势延及药舱、煤仓并头目舱”。 “咸宁”舰舰长薛家声一面指挥救火、防空，一面努力驾驶军舰继续前行。民国海军的档案记录称“咸宁”在战斗过程中击落了2架日机，1架坠落江中，1架坠落武穴南岸山中，其详情待考。

在来犯日机离去后，浓烟滚滚的“咸宁”号于上午9时10分抵达武穴，因为 伤势过重无法继续前行，被迫在武穴日清公司码头停靠，实施救火、堵漏，并将伤亡官兵撤离军舰，送往当地的普爱医院（今武穴市第一人民医院）。与“咸 宁”同型的“长宁”炮艇也立即派出官兵，前往“咸宁”帮助救援。

中午11时30分，16架日机寻踪而至，到达武穴上空对“咸宁”实施猛烈轰炸。由于“咸宁”舰本已重伤，加之舰上官兵伤亡已近三分之二，缺员甚多，排水量仅仅几百吨的“咸宁”招架无力，舰体直接中弹，与靠泊在一起的码头趸船同时沉入江中。与敌苦苦搏战的过程中，舰上阵亡电信官庄亮采、电机上士陈世昌、帆缆中士邵国兴、一等兵林长汉、二等兵朱法祖、三等兵江礼祥、勤务兵张银官等7人，舰长薛家声、副长陈嘉桪、轮机长王永涵、帆缆副军士长郑玉草等数十人受伤（郑玉草伤重不治）。

这艘南京政府时代最先建成的炮舰，虽然未能看到国家安宁的时代到来，但在摆脱了内战的困惑后，最后义无反顾捐躯在卫国的战场上，亦可谓实现了其最大的价值。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海军浴火重生。9月2日，日本海军以意大“雷班托”（Lepanto）改造而成的炮舰“兴津”号在浙江舟山定海被中国海军俘虏。10日该舰正式被编入中国海军，更名“咸宁”，以纪念那艘南京政府时代中国的国造第一舰。

海军以此次抗战前途与国家民族有密切关系，当战事发生时，虽明知海军物质远不及人，而全军精神则早已实行总动员，有一舰即尽一舰之用，有一械即尽一械之用，有一人即尽一人之用，一切均可牺牲，而神圣抗战主旨始终不渝，诚以全面抗战为既定之国策与整个之民意，海军因抗战之故，不计任何牺牲，但求取得敌人代价，力争胜利机会，发展国家民族生机，完成军人职务，积本军苦干之心血，换取战史之光荣。苟利于家民族，生死以赴之。

——陈绍宽

节选自《民国海军舰船志》，陈悦著